11月24日下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在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程林教授的陪同下来到山东大学南外环新区，参加了“能动学子与大师面对面”学生交流活动，近300名能动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一睹大师风采。(以下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丁肇中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十几年过去了金色大厅里汉语致辞那美妙动听的旋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能让我们感受到生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2004年我们山东大学有幸加入到丁教授的AMS计划当中，也就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近距离地与大师面对面，感受大师的风采。我提议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丁肇中教授。
主持人：丁教授，这已经是您第七次来到我们山东大学了，每次来场面都是非常的火爆，我想大家一定对丁教授有很多了解了，当年为了找到反物质，丁教授曾经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磁铁把它放到太空当中。1998年的时候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搭载了这块磁铁成功地发射，并且十天之后返回了地面，这也是丁教授AMS实验的第一步。现在AMS项目大约吸引了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顶尖的科学家参与其中。我们特别想知道，丁教授，这样的一个计划成功之后，它对我们人类生活最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呢？
丁教授：要我回答？
主持人：我们特别想知道答案。
丁教授：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好奇心。假使宇宙是大爆炸来的，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一开始爆炸的时候有物质，一定有反物质，要不然不会平衡，宇宙爆炸以前不会是真空。现在宇宙已经有150亿年了，有你，有我，还有各位同学，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由反物质组成的世界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满足我们的知识是最重要的。至于有人问，花这么多的精力，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只能这么回答，100年以前，最尖端的科学就是发现的电子和X光，当时都是认为没有用的，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子和X光。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最尖端的科学就是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那个时候人们就问，到底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我们用的激光、通信、手机、网络都是从三十年代研究量子力学开始的。在四十年代最尖端的科学就是原子核物理，当时所有的人也认为最尖端的可能没有用，现在，用在能源上，用在国防上，这是研究原子物理。研究天文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研究太阳系统、研究恒星系统，这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现在用在导航，用在定时，所以没有这过去一百年大家所认为的最尖端的科学的研究，就没有今天。所要注意的是，研究的结果和应用中间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是三十年也可能是四十年，可是一到应用的时候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这也是所有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大力支持这种尖端科学的主要原因。不过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最主要的是满足好奇心，增加人类的知识。
主持人：那在当年，是不是您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所以才去做了很多实验，最后有了J粒子的发现，您也应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丁教授年仅四十岁，当年您想过J粒子的发现会让您捧得这个奖项吗？
丁教授：我没有做这个J粒子实验以前，主要是研究光的性能。后来我就做了几个实验，发现光在能量很高的时候，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变成有质量的粒子。这些有质量的粒子呢，它的重量都和质子差不多，我就觉得这很奇怪，为什么光会变成有质量的粒子，重量都和氢原子差不多，所以我就设了一个实验，找有没有和光子质量一样而能量更高的粒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实验。当时受到全世界的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学理论物理的人都说，现在我们对一切的现象基本都能解释了，不需要做这种实验；学实验物理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出这样的实验。别人的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别人反对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后来终于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果然有很不同的粒子，所谓J粒子。J粒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寿命比所有已知的粒子寿命长10000倍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在山东，有的人活到一百岁左右，但是忽然发现一个村子，里面的人活100万岁。这些人一定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所以J粒子的发现推翻了当时所有人对物理基本结构的认识，所以改变了人们对基本物质结构的了解，推翻了当时所有的理论。这就是我拿诺贝尔奖的原因。为什么我比较年轻就拿诺贝尔奖呢？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你发现到你得奖，通常都得等三十年、四十年，所以拿奖的人都是六七十岁的人，我那个时候拿奖，我猜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一时糊涂”。所以从发现到拿奖一共只有十八个月。所以在过去一百年的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还是算最快的，所以这可能是他们“太糊涂”了。
主持人：其实除了丁教授是诺贝尔历史上获奖时间最快的，只有18个月，创造了一个奇迹；还有第二个奇迹就是，金色大厅里面第一次用汉语发表了获奖致辞。其实在场的很多人是听不懂中文的，那您为什么坚持用中文发表致辞呢？
丁教授：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拿奖以前，有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在1956年拿诺贝尔奖，比我早二十年拿诺贝尔奖。后来我就翻了一翻瑞典皇家学会的记录，有很多国家的文字，就是没有中文。所以我就对皇家学会说，我用中文做演讲。皇家学会的人说，谁做翻译？我说我做翻译，那样的话就比较保险一点。一登到报上以后呢，就受到美国驻瑞典大使很强烈地反应，他们就来找我了，说你是美国人，应该用英文。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外交关系非常紧张。我说，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我用什么文字讲，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就没有理他。
主持人：刚才丁教授讲他出生在美国，其实这也是个意外。我看过很多资料说，原本丁教授的母亲是想把他生在中国的，但是因为早产生在了美国，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丁肇中的父亲跟我们山大还是很有渊源的，他是1934年毕业于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然后留校任教，能不能谈一谈父亲对您的影响。
丁教授：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前天晚上江泽民主席请我吃饭。然后呢，他就对我说，我看过你很多材料，小时候在战乱中长大，十二岁以前基本上没念什么书，为什么后来还有成果。我就给江主席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选择了好的父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小的时候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最没有兴趣的就是念书。那时候是战争时代，住在重庆，常常有日本飞机来“访问”，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念书，同时呢，也没有兴趣。我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在课堂上，坐在那里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走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是学儿童心理的，她一向是鼓励我，所以我在童年绝对没有考进第一名，很接近最后一名。可是我的父母一向都是很鼓励我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二呢，我父亲对中国历史、对物理和数学很感兴趣，在我小时候呢，他就常跟我讲，谁是法拉第，发明电的；谁是牛顿；谁是麦克斯韦，发明电磁论的，所以从小我就知道科学家对人类的影响。这两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主持人：那在您父亲的这种影响下，您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呢？
丁教授：小时候立志不念书。只能这么说，从来没有想到长大了做什么。我开始念书是在台湾，中学教育是在台湾接受的，以后在1956年我就到美国，到美国第一年念的是机械工程。念了一个学期以后，那时我正好20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因为在美国通常是18岁念大学，念完一个学期以后，我的导师，一位很有名的工程学家，看了一下我的成绩。他说，你不适宜念工程，因为那个时候机械工程要画图，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任何东西从上面看、前面看、左面看、右面看，根本就看不懂。所以我的导师就说你去年念物理和数学，你干脆不要念本科，去念研究生院的学生。所以我第二学期就变成最年轻的学生。所以我对密歇根大学，就是我念书的那个学校，非常有感情。因为只有她这种制度，才能使我从事科学，同时学校里也特别规定，就是说念博士要有博士考试，我硕士也不要念了，博士也不要念了，我就直接写论文，所以很快就离开学校了。
主持人：丁教授用了一个简短的词——“很快“就离开学校了，这个快的速度惊人，在密歇根大学的历史上，丁教授仅用了四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我想，在这当中大家都在想，从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学习，到美国之后一下子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这中间似乎跨度非常大，而且似乎应该有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我们特别想知道，丁教授您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应该用什么样方式的去搞研究，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科学呢？
丁教授：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制度，每一个学校也有自己的传统。虽然我的父亲与山东大学有密切的关系，我没有当过山东大学的学生，所以我不敢随便的乱说。我只能这么说，假使你要念物理、数学或者是自然科学的话，你一定要以兴趣为指导，你要认为做这个是你人生一辈子最重要的，为了这个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值得。假设为名为利来念物理，念数学，念化学，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从物理学上来说，念物理的人很多，真正对物理有重要贡献的还是不多的。所以假使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可以全心投入，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我想我跟丁教授之间的采访到这儿告一段落，因为谈到大学，可能我们现场大学生同学有更多问题想请教，有更多的观点需要发表，这之前，我想先把话筒交给今天在座的程林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程林教授是丁肇中教授在山大的合作伙伴，是山大AMS中心的主任，是能动学院的院长。程教授在2004年，我记得很清楚，也是跟丁教授这样面对面的时候，您曾经告诉我们，每次面对丁教授的眼睛，你会失去说谎话的勇气，这四年过去了，您跟丁教授肯定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不知道您有没有新的发现，可以告诉我们吗？
程林教授：我们马晓琳书记和我是一个中学毕业，我们两个可以说是同学，尽管我是属于长的特别谦虚的人，但是我们晓琳师妹呢就长的很不谦虚了。我呢，其实有一点我需要更正，晓琳说当我面对丁教授的眼睛时就会失去说谎话的勇气，其实我面对所有善良人的眼睛时我都没有说谎话的勇气。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很幸运，如果2004年你们问我，说你跟我们的丁教授在一起工作有什么感觉呢，我肯定第一选择就是我非常的幸运，别说05年、06年、07年，在这中间的时候，如果还有人问我的时候，当我再回答很幸运的时候，我会很犹豫，我会在想我再这么回答会不会很浅薄啊，没有经过思考啊，当我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教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一点犹豫也没有了，我确实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我始终感觉到历史是由少数人来推动的，因为当我们在我们的教授身边一起工作时，我们就不仅仅是整个历史的一个见证者，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一个经历者和创造者。在人生之中，有这样一个经历确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说得更多，我还有种感觉就是很恐惧，真的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和教授交流、交谈，看教授的东西，总会有种东西让我感觉很激动，使我始终充满了一种激情，一种困惑，一种勇气，没有了过去的一种平静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做一点什么，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很幸运的。另外告诉大家一点，今天我们这个教室有500左右的人，大约有300人是能动的，在这里我想替我们能动学院的人说一下，我们还是感到很光荣和自豪的，尽管我们今天的标题写着与大师面对面，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主题都是能动学子与丁教授面对面。
主持人：谢谢程教授，丁教授，程教授讲他现在除了幸运之外还感到挺恐惧的，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特别想听到您对我们学校在AMS计划中的一个评价，您对我们的工作还满意吗，您对程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目前的工作还满意吗？
丁教授：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实验是我所做试验中最困难的实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超导磁体，需要把磁铁冷却到零下273度左右。做超导磁体美国人、俄罗斯人都做过，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把它作为一个指南针，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一头向南一头向北，你把一个磁铁放到飞机上，一头永远向南，一头永远向北，航天飞机很快就失去控制了，所以，做这个实验，除了磁铁所有的技术都是新的，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也有绝大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山东大学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我所在的学校，和美国的宇航局，一起做热控制系统。什么叫热控制系统呢？在天上没有空气，所以热是很难传播的，用2500W的电，假使你不把这个电很快散出去，慢慢温度就会越来越高，很快它就没有超导了。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以前没有人做过。山东大学的工作能让美国的宇航局接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非常严格的，带人上天是很困难的，而且出过好几次事情，这失去的很大。所以说，从完全冷静的客观的方面来说，山东大学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是我这边说，同时也是美国宇航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大家都共识的事情。
主持人：谢谢丁教授给予我们的肯定。那么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示意我，来这个男生。
学生：我想问一下丁教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待文史哲在我们工科学生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一个人来说，文史哲的艺术和数理化在人生中的地位。还有一点我很奇怪，我看到您的一些资料，您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有朋友，即便和您和很多人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同事关系而不是朋友，您能做稍微的解释吗？
丁教授：你问了三个问题，你说得很快，我都快忘光了，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跟我工作的有四五个国家六十个大学，主要来自于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荷兰、西班牙，我和所有的人，最初开始跟我一起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后来到独立工作，我和所有的人都是工作关系，从来不上别人家去，比如说最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柏克教授，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做我的助教，做成副教授，做成正教授，这几年里面可能没去过他家，其他同事家都没去过，原因是非常简单，第一，我没有时间，第二，因为大的国际实验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得做很冷静的判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最好跟每个人保持同等距离。为此，我的两个女儿和儿子对我很有意见，我很少与人接触。
关于数理化和文史哲，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回答，我只能说我个人，我除了对物理和数学有兴趣外，还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所谓有兴趣，对我来说就是念书的时候花很少的时间考很高的分数，如果花很多时间考零分，那就不会有兴趣了。很可惜我现在事情太多了，我看书的时间并不多，所以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没有别的，别的我就不敢说了。
主持人：刚才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丁教授，我觉得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生活，生活当中应该会有朋友的，所以我觉得，您是否生活的全部都是在工作？
丁教授：我只能这么说，应该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上，通常，比方说，我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早上醒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冷静地想一想什么地方可能出错，什么仪器可能有错，因为你到天上一有错误整个实验就没有了，你一个保险丝坏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绝大部分时间在想什么地方可以出错误，确实没有特别的朋友，可能有一两个朋友，但都不是学物理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可能喜欢游泳，除此以外，生活非常简单。
主持人：丁教授简单地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科学家简单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有志想成为丁教授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话，可能就要过这样一种生活。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找一位女生吧。
学生：丁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听了您刚才的讲述，您在AMS项目中是一个最主要的领导者，那所有的决策都是由您一个人来决定的吗，您可以与所有的同事保持同等的距离，那您能保证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客观的吗？
丁教授：不能保证！比方说有一个仪器，德国人有一种看法，法国人有另外一种看法，每一个人他们国家都投入了好多经费做一个出色的仪器。可是最后怎么决定呢，科学上的事情是不能投票决定，怎么办呢，我们通常每三个月开一次组会，我坐在上面听所有人做报告，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做报告，下面的人不要用手机、电脑、不要交头接耳，听这个。听完了之后，我听懂了就这么决定，我没有听懂的就让他下次开会或者再请人来一起讨论。决定以后我就不改了，决定以后我就把原因告诉他们，原因只能从物理角度，你不能说这些德国人花的钱比法国人多，我就选择德国人，你这样是不行的。过去四十多年我一直有很大的国际合作，人家继续和我合作，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过大的错误。
主持人：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留给后排同学一个机会吧，好不好，来我们最边上这位男生，把话筒给他。
学生：我是经院的学生，我想请问，在中国教育这个制度下，丁老师对中国的教育有何看法，谢谢。
主持人：教育问题。
丁教授：没有看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住在中国，我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所以我说任何话都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拿诺贝尔奖做一个物理学家，只代表我在物理上有一点小小的贡献，绝不代表我对什么事情都是专家了，所以我没有资格说什么。
主持人：其实今天在采访丁教授之前我跟教授有过两次这样的采访，就我的感受来说，我觉得丁教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第一次我记得我采访丁教授的时候，他回答我最多的就是“不知道”，所以从那之后，今天再坐在这里，我的问题每一个都经过筛选，我要想象这个问题丁教授会不会说“不知道”呢，所以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也要先画一个问号，这个问题一定要问得严谨才可以。来，我们下一个，这边这个男生吧。
学生：丁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在做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又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您在做研究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个瓶颈，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而且大家对此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您是怎样来解决这些情况的呢？
丁教授：我没有听懂，因为你问得有点哲学上的问题。
学生：我是想问，您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在思维上或者理念上个很难跨越的障碍，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
丁教授：常常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大概七年以前，我们不是做这个超导磁体吗，因为要保持在零下270度，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种东西，中文叫做冷却剂，永远保持低温，用在空间中，低温冷却剂一般是用在洲际火箭上的，我就问过美国的空军，最大多少，他说功效是2W，我算过，我们需要8W，那怎么办呢，我就先去找了波音公司，找了马丁公司，几个很有名的公司，我说你们能不能做8W呢，他们说我们得考虑，不过不能保证最后要多少钱，更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完成，我想想这种情况，我就决定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现在做成了，做完了，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
主持人：好，我们前排这个男生。
学生：您当时做这个实验时很多物理学家都觉得是不对的，但您坚持把这个实验做成了，而且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请问您觉得支撑您做这个实验的动力是什么？
丁教授：我认为他们反对的理由都是错误的。
主持人：我们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后排这个男生，来把话筒给他。
学生：丁教授，您在研究物理的时候能不能得到一种内心的安定和自由？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很哲学？
丁教授：没有。因为我永远怀疑有没有错误，我经常怀疑什么地方可以出错，所以心情是不安定的。
主持人：来中间这位女生。
学生：您刚说您在做物理的过程中经常回忆错误，心情是不安定的，您在研究物理时放弃了很多，比如说朋友，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研究中有没有感到困惑或者想放弃？
丁教授：到现在还没有。
主持人：那边那位女生吧，一直在挥手的那位。
学生：我想问一下教授，您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或者理想吗？
丁教授：我只能这么说，我是1956年9月5号到的密歇根大学，那个时候我不会英文，那个时候的美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很少有外国学生，所以班上没有外国学生，我是唯一的外国学生，没有人和我交谈，因为我不懂英文，有时候常常因为时差，我常常上班上以后我就睡着了，老师叫我名字，班上常常哄堂大笑，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我除了对物理和数学有兴趣以外，我就意识到你要和别人竞争，必须要了解别人的社会，了解别人的生活习惯，打入别人的社会，你才能和别人竞争，要不然的话，你永远只在外面。怎么办呢？我们的学校并不是多好的学校，密歇根大学，可是足球非常好，美国足球，所以我每个礼拜六都去看足球，我记得我父亲母亲和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去看，他们都看不懂，他们觉得太野蛮了。可是，我很快就看懂了，当时我不觉的很野蛮，因为他要在很快、很短的时间里做出判断。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我在我们学校很多年，有很多课都没去上，从来都没有不去看一次足球，所有的足球，到现在每年有空的时候我也去看一次。在大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的，我就意识到，你要和别人竞争，你一定要打入别人的社会，要不然你永远站在外面。
主持人：好，后面那位男生。
观众：我是机械工程学院的，和您是同一个专业。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想做您的学生，我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就是您选拔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丁教授：对于这件事情，我常常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冲突，我很少选学生，可是选了学生以后，通常我会让他尽快毕业，因为他从我这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现在有很多年了，像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很多很多教授都是我的学生，在中国科学院里面的还有德国的、法国的，很多都是我的学生，通常我很少挑，挑一个学生呢，通常在美国硕士考试、博士考试通常四年到六年，我呢，尽量鼓励他们两年毕业，为此呢，我尝尝和学校有冲突。可是我的学生每个出去都很优秀，所以这学校也无可奈何了。
主持人：这边这位男生。
观众：丁教授，你好，刚才呢，您说你在12岁之前对学习不感兴趣，但是，您现在却是世界性的一个大师，是什么让您改变了这种兴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到美国之后，您在美国大学经历的这段经历，您用一句很平淡的话来说，很快毕业了，这其中包含了您的很多艰辛与苦乐，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丁教授：他说什么，也没有听懂他的话。
主持人：他第一个问题是说您在12岁之前对什么不感兴趣，不喜欢学习，但后来却又成了大科学家。
丁教授：为什么不感兴趣，我不知道，就是不感兴趣。
学生： 是什么样的动力呢改变了这种兴趣呢，是因为您的自己的家庭，还是因为国家，民族？
主持人：刚才丁教授说是为了兴趣
丁教授：绝对不是国家民族，一个中学生或是一个大学生，说是国家民族，至少我认为我不是，别忘了，在台湾，不是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绝对不是国家民族，最主要的是兴趣。我家里人从来没有逼过我，我现在想起来，从机械系转到物理系和数学系时，我的父亲母亲是很反对的，原因呢，念工的很容易找到事情，念理的很不容易找到事情，但我就跟我父亲母亲说，我这一辈子是我的一辈子，不是你们的一辈子，他们很赞同，就说表示了自己的一件从来没有强迫过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学生：第二个问题是，您到美国后，在大学的一段经历，您用一句很平淡的话，就是“很快就毕了业”。这个“很快”当中包含了您很多的苦与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丁教授：我只能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确实是很愉快。因为学校非常支持我，我没有带任何的钱，只带了100美元，学费，生活费全是学校里出，最主要的是很快就让我毕业。所以当时有人问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密歇根大学，他这个制度比较好。
主持人：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再留最后一个机会给大家好不好？
程林教授：我认为在让一个女生提问好不好啊。
丁教授：他说要一名女生。
学生：丁教授，您好，今天能来面对面听您讲话很高兴，我是管理学院的。您一直接受美国教育，然后我们都知道中西方教育也是有很大差距的，但现在中国的教育也是蓬勃发展，您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有什么见解，对当代大学生有什么期待？
丁教授：您代我回答吧
主持人：刚才说了，丁教授说没有在中国念过大学。我认为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问的很好，我也想问您，就是您对当代大学生有什么期待？
丁教授：有什么期待？哦，我只能这么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在500年前，中国的社会远远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技术、生活水准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希望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度和中国人口成正比。
主持人：今天确实是因为时间原因，我想很多同学可能有更多的问题，不要紧，因为丁教授还会有很多机会到我们山大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同学这样面对面的交流。今天在访谈最后呢，我想引用丁教授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访谈。丁教授曾经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永远属于他的祖国。”让我们感谢丁教授为我们的祖国赢得的荣誉，也让我们预祝AMS计划能够圆满成功，感谢丁教授，谢谢。
